“歌剧行动”：对核反应堆的空袭（第二部分）
更新时间：2025-06-03 01:52 浏览量：5
“歌剧行动”又来到第二部分，咱们上一期刚刚讲完这些处心积虑密谋的偷袭者。现在听到一条消息，乌方使用无人机偷袭军用机场，多架战略轰炸被击中。传说为了这次行动，准备了18个月，估计这样又是一次里应外合的样板案例。其实我脑子一直有一个谜团，想问问印度，你们的“朱砂行动”计划多久？
每次讲这样的故事我都非常小心，因为内容敏感，很多词语需要修饰与删改。这就导致你们阅读上会有一定障碍。这个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折中。要不，不是限流，就是你们根本看不到。就是这样小心，还是被限制了，最后还是要进行一点小小的修改。不讲闲话咱们进入主题。
行动日期的选择是基于天气条件：以色列、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上空必须有良好的气象状况。这种天气通常在春夏季出现在该地区。“歌剧行动”的最后期限由情报部门确定。根据摩萨德的情报，反应堆预计将于1981年9月加注核燃料。必须在此之前发动打击，以避免局部地区遭受放射性污染。
不过，当时的总理（贝京）希望更早行动——最好能在6月30日选举之前执行。另一个限制条件是“星期日”。根据预测，在星期天，伊拉克核中心内不会有外国专家在场。
贝京最终定在5月10日星期日执行。这一日期绝非偶然，正好与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同日。当时预测弗朗索瓦·密特朗将获胜，而他打算终止与伊拉克在核领域的合作。以色列国内反对“歌剧行动”的人如果密特朗当选，将手握一张强有力的王牌。5月10日，是法国下任总统人选仍不明朗的最后一天。
5月6日，行动获准执行。次日，十架F-16战机（八架作战机和两架备用机，来自两个中队各五架）飞抵埃齐翁空军基地。大多数飞行员首次得知他们任务的目标。接下来的两天，他们研究了巴格达附近核中心的照片和手绘图，熟悉飞行路线和作战航线等内容。
行动在5月10日被取消。传说中，战机已挂载炸弹和副油箱并滑行至跑道，准备起飞时才被取消。虽然这一说法未必准确，但行动确实被取消了，原因是出于以色列国内的部分因素考虑。
空袭的情报传到了西蒙·佩雷斯的耳朵（或眼中）。5月9日，佩雷斯致信贝京，敦促取消或至少推迟空袭，并以公开此事相威胁。
围绕“歌剧行动”构建的保密墙，从某些方面来看，简直就像敖德萨或别尔季切夫那种共用公寓的墙。某位飞行员冒险将此秘密告诉了拉蒙。八名飞行员中的四人，尽管被嘱咐“不要告诉任何人”，还是将即将执行的任务告知了妻子。知情人名单几乎无穷无尽。很多回忆录中列出了一大串“知情亲属”，这些人都是被“悄悄地”透露了军事机密。所以情报泄露到佩雷斯那里也就不足为奇了。
阿·彼·盖达尔《关于军事机密、少年奇巴尔奇什和他坚定誓言的童话》中写道：
“大家惊讶地说：这究竟是个什么国家啊？竟然有孩子知道军事机密，而且还能如此坚守誓言？”
法国大选中，密特朗如预期般获胜。而令人意外的是，他在胜选后不久的声明中表示将继续法国与伊拉克的核合作。新总统以某种矛盾的方式，反而帮了贝京一把。
新的空袭日期定在6月7日星期日。6月5日星期五，F-16、F-15、预警机E-2C以及CH-53直升机再次抵达埃齐翁基地。预警机“鹰眼”负责监控邻近以色列的叙利亚、约旦和沙特的空域。直升机部队准备执行可能出现的搜救任务。
被调动执行“歌剧行动”的兵力远不止这些部署在埃齐翁的飞机和直升机。6月7日当天，一架波音707空中指挥机在以色列上空盘旋，协调全部参战力量。驻扎在拉马特-大卫和乌夫达空军基地的战斗机中队也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以防在F-16和F-15战机从伊拉克返航途中遭遇约旦、沙特或叙利亚战机的拦截。
核中心及攻击方式的绘图是在突袭前完成的。
在战斗起飞前，以色列空军司令戴维·伊夫里和作战司令拉斐尔·埃坦对飞行员进行了训话。埃坦还给每位飞行员发了一颗椰枣。关于这件事，有一则广为流传、据说来自拉兹本人的带有典型犹太幽默的说法：
“习惯敌人的食物吧，你们可能要在俘虏期间靠这个过活。”
除了椰枣（这不是传说），飞行员们还得到了数量可观的伊拉克第纳尔。若是飞机被击落，不论是连机迫降还是单独逃生，这些钱也许能在敌方境内派上用场。事实证明，第纳尔并未派上用场。飞行员们本想留下一两张作为纪念，但这些钱发出时就已经登记在册，最后全数收回——纪律与监管不可动摇。
执行任务的八架战机与八名飞行员如下：
第一编队，117中队：
F-16A Block 5，序列号78-0315（机号113），编队指挥官：中校泽埃夫·拉兹F-16A Block 5，序列号78-0311（机号107），飞行员：上尉阿莫斯·亚德林2000年代的照片：
F-16A Block 5，序列号 78-0318（机号 118），飞行员：少校多维·亚菲机身上绘有编号，垂尾饰有希伯来语铭文。拍摄时间无法确定。
F-16A Block 5，序列号 78-0322（机号 129），飞行员：少校哈盖·卡茨第二编队，110中队：
F-16A Block 10，序列号 78-0332（机号 228），飞行员：中校阿米尔·纳胡米照片为1980年代初所摄。
F-16A Block 10，序列号 78-0329（机号 223），飞行员：上校伊夫塔赫·斯佩克托拍摄于2006年，该机当时隶属于第115中队。
F-16A Block 10，序列号 78-0339（机号 239），飞行员：上尉以色列·沙皮尔照片拍摄于1980年代初。
2006年照片，该飞机服役于第115中队：
F-16A Block 10，序列号 78-0342（机号 243），飞行员：上尉伊兰·拉蒙拍摄时间为1980年代初。
2004年照片
四机编队的战斗队形为“指尖队形”：在前导双机中，僚机位于领航机左侧；第二双机在其后右方，僚机位于领航机右侧。
由于上校“伊夫塔赫·斯佩克托”被编入110中队的编队，迫使人们重新安排该四机编队的作战队形。原本担任2号位的是导航员“伊兰·拉蒙”上尉。斯佩克托上校顶替了第8号飞行员的位置，此人的姓名至今未被公开。
即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打击编队的损失也应在两架飞机左右，最可能被击落的是尾随飞机。第8号飞行员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必死之人”。
“必死”？难道没有弹射座椅和降落伞？当然有，甚至鼓励弹射逃生。以色列国防军有一条明确规定：落入敌手的人员应不惜一切代价保全性命，包括泄露所有已知情报。
顺便说一句，行动前，“埃坦”几乎直接命令飞行员：一旦被俘，就应老实回答对方提出的所有问题。那位110中队的导航员拉蒙上尉能泄露什么？而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的指挥官、斯佩克托上校又能泄露什么？这才是关键。因此拉蒙被安排在尾位，而斯佩克托被调到原本属于拉蒙的位置，生还概率高得多。
然而多年之后，死亡还是在空中找上了拉蒙。
1981年6月7日下午15点30分左右，飞行员们启动了发动机。完成所有常规检查后，尽管违反所有条例和规定，但还是对发动机运转中的F-16进行了一次加油。因为在检查和滑行过程中，每架飞机大约消耗了150公斤燃料，而此时每一公斤燃料都不仅仅是金子，而是生命。
F-16以四机密集编队起飞。最尾部的飞机——拉蒙的F-16——于以色列时间16点01分离地起飞。
历史上留下了两张拍摄于6月7日埃齐翁空军基地的照片：一张是为某架F-16加油的画面，另一张是117中队四机编队在跑道尽头排列准备起飞的场景。
这是一个悖论，但这张编号113的F-16照片却是最容易获取的图像。
接下来是全程无线电静默下的飞行：在距离地面10至100米的高度飞向目标，飞越侯赛因的游艇、消失在艾尔-米勒湖中的小岛，还有历史上首次在挂载炸弹的F-16上投弃副油箱。油箱是在穿越伊拉克边境后、飞行接近第一小时末时被投弃的。不久后，两对F-15从F-16编队中分离，其中一对紧随打击组，另一对则保持一定侧翼距离。F-15飞行员爬升至7500米高度，准备应对敌机的拦截。
F-16座舱里的飞行员们紧张地等待着导弹的发射、等待防空炮的轰鸣——但什么也没发生。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在睡觉”。
人们经常试图在采访中引导“拉兹”去嘲笑阿拉伯人，说他们如何糊涂，连袭击都睡过去了。但他总是讲同一个故事：
1989年10月11日，一架叙利亚的米格-23战斗机降落在应许之地——以色列。而以色列空军总部直到从着陆地打来的电话后才知道此事（着陆点是一个小型机场——米吉多机场）。总部最初甚至不相信：
——开什么玩笑！一架米格-23？怎么不是整个叙利亚空军的战斗机都来了？
“低空、高速，加上飞行员的专业素养和突然性因素，足以骗过任何防空系统。”——这是上校泽埃夫·拉兹的观点。
在距离目标20公里处，F-16编队进入战斗航向，打开加力燃烧室，爬升至1500米高度。随后俯冲并投弹。八架飞机在80秒内完成投弹。第一批炸弹在伊拉克时间18:35（以色列时间17:35）落在核反应堆上，正好是日落前半小时。
第一批投弹的并不是编队长。就在投弹前的最后几秒钟，“拉兹”不得不修正航向，因此被“亚德林”超越。可惜对伊拉克人而言，唯一投偏的是“斯佩克托尔”；他的炸弹摧毁了珍贵的意大利设备。还有两枚炸弹击穿了反应堆的穹顶却没有爆炸，后来这两枚炸弹成了伊拉克人修复设施时的巨大麻烦。仿佛是“上帝之手”——以色列人未竟之事反而成了伊拉克人的灾难，“拉比”果然高明。
袭击彻底摧毁了核反应堆，实验室也被破坏，导致10名伊拉克人和1名法国专家死亡。
虽然核中心周围布有数十门防空炮，但它们是在投弹结束后才迟缓地开火。实际上，防空部队原本有机会击落一到两架F-16。拉兹经历了十分紧张的十分钟，直到所有战机在攻击后重新集合。每名飞行员在投弹后都会通过无线电广播一个代码词。但拉蒙（Рамон）保持沉默，他正忙于执行反防空机动。战友们有整整十分钟认为这位领航员已阵亡。
所有参与此次袭击的飞机都顺利返回了埃齐翁空军基地，飞行共持续了3小时10分钟。
还有一张广为传播的照片：执行任务归来的F-16飞行员与直接掩护的F-15四人组合影。泽埃夫·拉兹正调皮地在同伴头上摆“兔耳朵”，标准的“段子手”行为。
拉蒙在F-16座舱中向以色列电视台记者讲述“歌剧行动”，1984年。
所有参与袭击任务的F-16座舱内都安装了朝向前半球的摄像机，用于评估打击效果。由第6、7、8号飞机（飞行员分别为斯佩克托尔、沙皮尔和拉蒙）拍摄的录像于2011或2012年公开。由于画质较差，因此有人更倾向于相信那些极为罕见的传闻，即有F-15侦察机在核反应堆上空拍照。总的来说，“歌剧行动”至今仍未完全解密。
正在建设中的反应堆，以及1981年6月7日袭击后的状态。
当天——1981年6月7日——十架F-16（八架执行打击任务，两架为预备机）从埃齐翁空军基地飞回本土的拉马特·达维德空军基地。几天后，以色列总理贝京（贝金）访问了该基地。
所有F-16飞行员都被提名授勋，但最终只有拉兹从埃坦将军手中接过勋章。拉兹自称从未佩戴过该勋章。
照片说明：埃坦向泽埃夫·拉兹颁发“歌剧行动”勋章。
以色列在6月8日对外宣布成功突袭伊拉克。美国的军事专家，包括退役和现役人员，起初一致认为是F-4“鬼怪”战斗机参与了空袭。《纽约时报》配图用了F-15和F-4的照片。美军空军参谋部的一些军官在稍后获得“歌剧行动”的详细资料时，一度还认真认为以色列人是在忽悠他们，把F-16说成F-4。
《纽约时报》
贝京在关于空袭反应堆的新闻发布会上。
埃坦与伊夫里出席新闻发布会。
埃坦和贝京，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1981年6月。
各国政治家的反应如预期般：谴责、愤慨等。在苏联，的谴责和愤慨仅停留在口头和书面表达上，几乎没有进一步行动。美国对以色列实施了所谓制裁，盛大宣布暂停对以色列的F-16战机交付。交付在夏末悄然恢复，这些“制裁”未能持续三个月。
真正计划进行报复行动的只有“卡大佐”。利比亚下令准备空袭以色列在迪莫纳的核设施。利比亚不像以色列那样有能力独自完成这类行动。苏联拒绝向利比亚提供以色列防空系统和核设施情报。利比亚空军对迪莫纳的空袭未能成行。
贝京由此下定决心，以色列以后可为所欲为。1981年12月，议会通过了《戈兰高地法案》，确认以色列对1967年占领的叙利亚领土的管辖权。1982年夏，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在贝卡谷地击溃叙利亚防空部队。
1981年，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在私下谈话中（见格林涅夫斯基回忆录）威胁要“管教”以色列。1981年夏，里根仅口头警告以色列。而战争并未停止。黎巴嫩战争最终成为贝京的“回旋镖”，他于1983年辞去总理职务。以色列深陷黎巴嫩十多年。
“歌剧行动”的后果是“贝京学说”的形成。该学说主旨是以色列将通过一切可能手段阻止近邻及远方国家研制核武器。2007年，遵循该学说，以色列空军F-15轰炸摧毁了叙利亚核设施。该学说至今仍有效。过去20年间，针对伊核设施的打击讨论不断，但仍停留在讨论、计划和演练阶段。
意大利和法国终止了与伊拉克的核合作，严重影响了阿拉伯核武器项目。普遍认为，F-16空袭阻止了萨达姆在1991年前制造核弹，也因此保证了“沙漠风暴行动”的成功。
我对核技术一无所知，以下观点来自Dan Reiter著作《针对核计划的先发制人攻击及对奥西拉克的“成功”》（2005年，蒙特雷国际研究所核不扩散中心）。Reiter并非唯一“另类”观点支持者，类似结论也见于一些国际原子能机构文件。
伊拉克空袭前的军事计划包括以钚为基础的核武器制造……与以色列迪莫纳反应堆不同，奥西拉克式反应堆钚产量低。1979年伊拉克评估年产约2公斤钚，制造最小核弹需5公斤。法国估2至4公斤，美国中央情报局估1公斤，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每4年可制造一枚核弹。美国国会研究部门认为，制造一枚核弹需10至30年。法国按合同向伊拉克供应了12公斤铀-235（93%纯度）和铀-238（7%）。后续燃料供应将使用低浓缩燃料（“焦糖燃料”），1981年5月由法国总统密特朗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不能完全监控钚的生产，但若钚元素被转移组装核弹则能察觉……1981年空袭使伊拉克摆脱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困扰。空袭后，参与核项目的科学家人数从400人增至7000人，预算从4亿美元涨到100亿美元……核项目全部转入地下设施，国际检查难以进入。伊拉克形式上未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展示被毁的奥西拉克反应堆，同时秘密推进核武计划……以色列犯了错误，摧毁奥西拉克反而解除了伊拉克受核不扩散条约约束。无论如何，伊拉克到1991年前无法制造核弹。空袭导致更多经费流向核计划，削弱了常规武器装备。如果没有1981年空袭，伊拉克80年代初可产少量武器钚，但可能被国际检查发现。空袭后项目改为生产高浓缩铀，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监控。1991年时，核弹构造和技术尚未完善，还需数年。1981年空袭未显著减缓核武研制……反而激励了伊拉克发展核武军事成分，也促使伊、朝等国分散核设施，降低被摧毁风险。Reiter观点得到伊拉克核项目直接参与者回忆证实，该回忆录于2022年8月16日在伊拉克网站发布：
1981年6月7日空袭后，伊拉克认清严酷现实：阿拉伯世界科学水平受以色列意志限制，与西方合作是昂贵依赖，必须摆脱。伊拉克首席核物理学家贾法尔·迪亚·贾法尔博士（姓名精确性待考）被关押两年后召见伊总统。总统命令他启动新项目，制造核武以遏制以色列。“给这人所需一切支持。”伊拉克明白无法靠加强保护或地下转移避免以色列空袭。唯一选择是冒险在美军卫星监视下建造伪装设施，误导侦察人员。广泛采用伪装、建筑设计扰乱、重要设施复制。项目主要包括七个地点：Al-Tawitha（唯一申报）、Al-Tarmiya、Al-Shakrat（Al-Tarmiya副本）、Al-Jazeera、Al-Rabia、Tigris和核弹组装场地。贾法尔博士估计，如无1991年“沙漠风暴”战争，1993年会首次引爆核装置，制造核弹还需最多1.5年。尽管遭美军及盟军空袭，且情报精准，核计划秘密性保持至最后。电磁分离设施Al-Tarmiya在战争开始后一个月才遭偶发轰炸……七大设施中仅四处部分受损。物理学家贾法尔·迪亚·贾法尔与总统，摄于1980年代。
从军事角度看，“歌剧行动”（Operation Opera）无疑是一次极其成功的空袭，但其后果却颇具争议，对这些后果的评估也一直没有认真进行。无论以色列空军是否实施打击，伊拉克恐怕都不太可能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制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另一方面，这次空袭导致伊拉克政府对预算资金进行了激进的重新分配，这不可避免地对伊拉克武装力量的状态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两伊战争的进程，以及1991年对多国部队的相对微弱抵抗。炸毁反应堆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是帮助了伊朗和美国。可以说，“歌剧行动”不仅激励了伊拉克，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将核武器纳入本国军火库的进程。
参与轰炸伊拉克的F-16A战机与飞行员们的命运各不相同。
这些飞行员全部参加了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
兹埃夫·拉兹（Ze’ev Raz）后来晋升为上校，曾任以色列空军学院院长（因此有传闻他反对“让女人开飞机”，实际上是他试图推动此事却未被允许），年事已高后投身政治和文学创作；他的书籍并非回忆录。
伊兰·拉蒙（Ilan Ramon）是“歌剧行动”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公认是一位极有天赋的飞行员，同时也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工程师。他成为首位以色列宇航员实至名归，但最终却未能活着从太空返回地球。
阿米尔·纳胡米（Amir Nahumi）有着极为辉煌的军旅生涯，官至准将，并担任空军作战处处长；在空战中他个人共击落13架敌机，其中6架是在F-16上取得的。他于1996年退役，后从事商业活动。2021年，他遭一名持刀恐怖分子袭击受伤。
阿莫斯·亚德林（Amos Yadlin）在1987年成为F-15战斗机中队指挥官。在一次训练空战中因个人失误用实弹导弹击落了“对手”的F-15，因此递交了退役申请，但未被批准。亚德林后来担任以色列空军参谋长，并于2010年以军事情报局局长身份退役。
伊夫塔赫·斯佩克托（Iftach Spector）于1985年从军中退役，之后多年从事航空系统开发相关的商业活动。21世纪以来，他也如同拉兹一样，投身政治领域。
以色列·沙皮尔（Israel Shafir）于2002年以空军上校和特尔诺夫（Tel Nof）空军基地司令的身份从现役部队退役，之后也在商界取得成功。沙皮尔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在F-16和F-15上都取得空战胜利的飞行员。
关于飞行员雅法（Yaffe）和卡茨（Katz）的情况暂无更多资料。拉兹对卡茨的评价尤为温暖，特别提到他为人谦逊。自1981年以来，卡茨一次也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所有参与“歌剧行动”的以色列空军F-16 Block 5型战机后来都升级为Block 10标准。这些战机在以色列空军服役直至2013–2014年，随后被封存于乌夫达（Uvda）空军基地。参加“歌剧行动”的8架飞机中，有3架（编号78-0315、78-0332、78-0339）于2021年被出售给加拿大私人公司“Top Aces”。截至2024年，其中两架仍保持可飞状态。这些飞机保留了以色列空军的编号，同时获得了新的注册编号：N859TA（78-0315号机，原编号113）和N854TA（78-0332号机，原编号129）。
2022年
编号78-0311、编号107的F-16A战斗机于2015年被移交至以色列空军博物馆。其余四架战斗机可能仍处于封存状态。
2002年
2022年